黄奇帆：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是中国的突出优势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黄奇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日前表示，帆超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是大规的突中国的突出优势，但还未能得到充分发挥，模单仍存在四个方面的市场势缺陷需要进一步改革。

4月26日下午，中国他在参加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EPT）举办的出优第四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上表示，我国14亿人占全球总人口的黄奇比例接近20%，从这个意义上讲，帆超如果某一类产品无法自给、大规的突要靠进口，模单就可以立刻产生20%人口的市场势市场需求。而高收入国家总人口也就在12.15亿人左右。中国

“中国对于全球供需格局的出优影响比整个高收入国家的人口规模还大。”黄奇帆说。黄奇

更重要的是，中国是单一市场。他指出，单一市场是指法律体系统一、税务体系统一、商业规则统一、语言文化统一的市场。而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单一市场，遵守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体系，汉族人口在人口民族结构中占主体地位，占中国总入口的91.11%，各民族和谐稳定，均衡发展，汉语作为官方语言，全国通用，商业规则和市场环境也是大体一致。

“这一点中国和印度很不一样。”黄奇帆说，印度说起来也是一个拥有14多亿人口的大国，但实际上可以说是一个碎片化的散装市场。印度是一个有28个邦、6个联邦属地和一个国家首都构成的联邦制国家，每个邦都拥有很大的自治权，在宪法之外还有各自的法律体系和商业规则，各邦之间的要素商品的流动，面临重重壁垒。印度有100多个生活习惯各不相同的民族，其中人数最多的印度斯坦族也仅占总人口的46%。印度的宗教信仰种类繁多，包括印度教、伊斯兰教、天主教、佛教等，各个宗教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印度还通用多种语言，仅官方通用语言就多达22种，有121种语言的使用人口都在1万人以上。此外，印度还传承着等级森严的种性制度，将人分为五等，不同的等级人群之间也不是统一的市场。

黄奇帆认为，规模优势才是我国制造业的最大竞争力。这与传统观念——我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源于劳动力成本——有很大不同。

他指出，劳动力成本往往在制造业总成本中占比10%左右。劳动力成本高一点、低一点，只能影响总成本几个百分点，而一旦形成规模效应，就能大幅摊薄制造业的各项成本，如研发成本、固定投资成本、物流成本、市场开发成本、原材料采购成本，同样也能摊薄劳动力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讲，规模可以影响到整个制造业成本的30-40%。这意味着，某类产品只要中国能够生产，马上就能大幅压低售价，这正是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的威力所在。

不过，黄奇帆强调，我国的规模优势，还没有完全充分发挥出来。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仍然在持续发育形成的过程当中。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中国这个大市场，至少还有四个方面的短板或者缺陷，需要通过持续深化改革加以解决。

一是地区间竞争产生的负面效应。尽管地区间竞争会带来积极效应，会驱动地方政府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营商环境、出台优惠政策和招商引资等，但也会产生负面效应。各地为了本地GDP和税收，拼命上项目，加上产业总体上处于低端环节，以至于出现了较大范围的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大量产能过剩。也因为同样的逻辑，地方政府总是倾向于保护本地企业，甚至保护落后产能，阻碍了市场优胜劣汰功能的发挥，产能过剩此起彼伏。近年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这种现象有所减少，但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客观存在。

二是城乡二元导致的市场分割。这表现在要素市场的各个方面：劳动力在城乡间的流动、区域间的流动仍然受制于户籍制度的束缚；农村建设用地像城市建设土地那样同地、同权、同价的机制还在探索；在商品服务方面，受制于监管能力的差异，一些地方农村流通的商品与城市同类商品相比，看上去很像，但质量标准差得很远，部分甚至就是假冒品牌、伪劣商品；在交通物流市场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城乡市场差距比较显著，制约着商品要素的自由流动，反过来加剧了发展的不平衡。

三是部分领域行政配置资源的色彩仍然浓厚。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转型而来，尽管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但在一些领域计划和行政色彩仍然浓厚，制约着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发挥。比如，在能源领域，中国是能源进口和消费大国，却在能源定价上，缺乏全球话语权，这与高度管制政策有关。再比如，在电力领域，直到去年出现大规模电荒，煤电上网电价才逐步放开。此外，还有一些领域存在不同程度的玻璃门、弹簧门现象。一些领域的市场准入在不同地方的政策各不相同，企业在一个地方能注册，换一个地方就不行等。

四是资本在部分领域无序扩张，甚至形成市场垄断。比如，近几年房地产一业独大，房价高企，绑架中国经济，大量资本裹挟着银行贷款无序涌入房地产业，不仅扰乱了城市规划，还绑架了中国经济，以至于宏观调控投鼠忌器，被动应战。再比如，金融业脱实救虚，畸形发展，目前金融业的平均收入水平是制造业的好几倍，金融业上市公司的利润占了全部上市公司利润的一半，大量资本争夺牌照资源，银行表外业务急剧膨胀，大量资金空转在实体经济之外，一些资本打着金融创新旗号，大搞老鼠仓，哄骗，前几年盛行的P2P就是典型。再比如，互联网行业赢家通吃，野蛮生长，出现了限制竞争，价格歧视，泄露个人隐私，损坏消费者权益，风险隐患积累等一系列问题，存在监管滞后，甚至监管空白。所有上述现象反映了中国这个超大规模单一市场仍需要进一步规范，进一步改革。

黄奇帆表示，建设统一大市场的实质，就是要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推动中国市场由大到强的转变。

对于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分工，“我的理解是，有为政府才能催生有效市场”，黄奇帆表示，“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对高度集中计划经济进行改革而逐步形成的，经历了一个发展发育的过程。尽管经过多年改革，市场经济四梁八柱已经竖起来了，但离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仍有不小的差距，更何况中国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这样的超大的市场转型中的经济体，必须发挥政府在提供基础性制度、基础性市场设施、要素资源市场化方面的积极能动作用，与市场制度的有效供给，促进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把中国这个超大规模单一市场的威力、活力，完全释放出来。”

对于区域竞争，黄奇帆表示，《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的一个意图就是要对区域竞争负面效应进行系统的矫正，而实施这种矫正，从目前看已经具备了技术条件，也是顺势而为。

从技术上看，近几年各地在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制度建设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要做的是统一标准，统一规则，统一接口，让市场主体在哪里都能享受到一样的制度供给。

从趋势看，随着中国市场的发育，地区之间竞争日益从过去围绕低端产业的同质竞争，向依据各自比较优势进行深度分工的差异化竞争转变。特别是在数字经济全面与实体经济融合的背景下，各地的比较优势正在深刻地调整。

比如，过去昆明的鲜花只能在本地消纳，需要人们到昆明去赏花，现在得益于冷链技术的进步、航空运输的便捷和电商平台的加持，昆明的鲜花隔日甚至当日，就能送到上海、北京和深圳的家庭，这是因为技术的扩散，比如深圳的冷链技术，商业模式的创新，杭州的电商平台的推广，带来市场覆盖范围的扩大，把昆明鲜花配送范围由本地扩展到了全国。

上述《意见》是在4月10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外发布。该《意见》明确表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并要求“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