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宏超：经济报道也是一种预期管理

来源：《中国记者》

郭宏超  经济观察报副总编辑、郭宏现代广告杂志总编辑 

过去一年多时间，超经在美上市的济报中概股经历了较大跌幅，一些股价腰斩，道也跌去八九成股价的种预比比皆是，据测算市值合计损失了10万亿元左右。期管让人难以理解的郭宏是，内外部环境并没有发展到足以产生如此破坏作用的超经地步！回溯事件发展，济报发现很多原本并不敏感的道也信息，在信息碎片、种预流言蜚语和片面新闻报道的期管发酵下形成了一场针对中国公司的“海啸”。

中概股市值最大的郭宏30家公司的加权指数一年时间暴跌79%。

这正是超经当下的现实，有指向性的济报新闻报道把很多并不关联的信息连接起来，形成对经济的直接冲击力。我们来看看它的威力！3月14日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罗马会面之前那两天，中概股大量杀跌，很多公司每天的跌幅都高达百分之几十。此时谣言满天飞，像中美关系走向决裂、俄乌战争影响到中国等等！路透社甚至发出来一个中国政府即将分拆腾讯的假消息。虽然后来做了更正道歉，但是腾讯应声跌去的股价损失无从挽回了！

2022年3月15日中午路透报道称中国要分拆腾讯，当天下午六点又撤回了这一错误的报道。

互联网信息渠道的更加多元化，使公众大量获得的是碎片化信息，信息来源的繁杂、信息内容的片面、公众获取信息方式上的散乱，使信息本身的内在逻辑被严重破坏，公众对于信息的研判就像过山车，被各种诠释带着节奏。尤其让人头疼的是，政策执行者、企业经营者甚至普通公众都要在这个过程中做出一个个决定！

新闻的定义是报道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事情。但是经济新闻其实并不只此，它还预测趋势，还起到正确引领舆论的作用，以及稳定经济。公众从信息中更清晰了解政策，更准确把握机会，减小信息不对称，这才是经济新闻的题中应有之义！公众通过新闻媒体认知宏观经济形势、了解经济政策、获得商业机会，经济报道也成为稳定公众预期的重要方式，一方面可以防止公众对于无知的恐慌，另一方面又能产生确定性的安全感。

生活中，每个人对信息进行理解时，往往带有不同程度的偏见，特别是涉及利益时，会拼命寻找各种原因维护自己的内心想法。在经济新闻操作中这种现象也不少，最终造成了误解误读，误导大众。在实际工作中，由于专业问题，立场问题，认知问题，甚至流量的考量，经济报道也会出现谬误，带来很大的麻烦。

避免对政策的误读

当一个政策出来时，有些媒体喜欢赋予它特别的意义，显得自己的解读与众不同高人一筹；事实上却造成了政策解读的错误。例如今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发布，这是为了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网络上有人开始解读为这是否要重回计划经济。对于“统一”“调配”这些词望文生义过于敏感。这就需要经济报道进行正确而全面的解读，让公众明白打通堵点不是计划调配，区域协调不是整齐划一。

更夸张的是，去年11月，商务部的例行文件《关于做好今冬明春蔬菜等生活必需品市场保供稳价工作的通知》中提到：“鼓励家庭根据需要储存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这一句话被很多媒体迅速做成了标题，在网络上广泛传播，造成公众对于粮食短缺等的解读！

对政策的误读成为经济报道问题的重灾区，而且具有相当的危害性。今年2月份，央行通知称，对于具有明显经营活动特征的个人，条码支付收款服务机构应当为其提供特约商户收款条码，不得通过个人收款码收款，这个本意是堵漏个人收款码被不法分子利用的隐患，结果被误读为“微信、支付宝收款码不能用于小微商户收款”，使他们担心经营成本继续上升。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专业的话题，媒体在报道时如果不能研究透彻，稀里糊涂地进行报道就会造成严重后果。

去年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对最新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年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有媒体专门抽出关于新闻媒体采编播发业务的部分进行解读，导致很多人以为这是要对自媒体平台进行禁止的政策。事实上，这个清单里的规定过去一直都是这么执行的，并不是什么整顿的信号。一些媒体人对媒体本行业的规定都如此糊涂！

不要让谣言化身新闻报道

当然更恶劣的还是无中生有的造谣。这个在资本市场的新闻报道中是常见的，捕风捉影某企业高管被带走造成股价大跌，还有发布虚假的利好信息带动股价上涨等等。更有甚者针对政策的谣言带来更大的破坏。

去年在网络上突然流传一张所谓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发布“风险提示”的图片，声称人民银行将对全国地区各大银行展开个人储户用户排查业务。很多媒体在没有去原网址核实的基础上就把这个谣言编成新闻发了出去，造成了非常大的猜测，导致央行被迫专门辟谣并报警。

还有更离奇的谣言。去年3月开始，“国家乡村振兴局：23类项目可以申请补贴，数个超千亿”的信息被很多媒体发出来，有些企业的负责人看到后到处托人打听申请这笔补贴的方法和路径。后来国家乡村振兴局辟谣说，这是一个假冒的所谓机构“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办公室”胡拼乱凑出来的不实信息！信息造假者也是煞费苦心，从发出来的信息中可以看到，里面既有具体的产业分类和申报渠道，也有补贴资金的具体金额，通过媒体的背书后，就难免让一些人信以为真了。但问题是，媒体应该慎重核实，不能连这个机构的真假还没搞清楚，就轻信其有。

经济报道不能一味追求流量

经济类媒体的从业人员都非常清楚一个现实，专业严谨的经济报道一直都不是流量高地，一方面经济新闻的受众一般要具备相当的经济知识，而且经济新闻更多对公众体现为有用性和相关性。

但是随着流量为王时代的到来，经济新闻要和娱乐新闻、社会新闻、时政新闻、体育新闻等等同台厮杀争取流量。在这个过程中，经济新闻必须具备的逻辑性渐渐被很多媒体抛弃，事实逻辑形成的趋势性让位于迎合大众自嗨的算命式口号，为了造成争议性故意站队。特别是关于宏观经济的新闻报道，理性的梳理分析有时被主观判断的语言取代，加入很多个人的情绪进去，有的经济报道更是用偏激的观点只讲一面不讲另一面，罔顾宏观经济的复杂性，标题党一样随便下结论。中美贸易谈判时，像《中国亮出撒手锏，美国吓到了！》这样的标题，事实上对于公众正确判断局势只能起到负面作用。

我曾经拿着一篇记者采访扎实、中正平衡的报道与一位自媒体号作者探讨，我们该怎样突破流量束缚？他做了个劈刀的姿势告诉我，你把这个文章的事实分开，各发一篇，肯定比你现在这样流量好很多……事实上很多经济新闻在这样论战式的报道中成为爆款文章，大量媒体跟风进来，集中对一件事情反复解析，各自站队，最后成了观点观念之争，到最后没有人在关心事件本身的真相。相比于优质严肃的经济报道，偏激的文章更能带动情绪，有更好的流量。碎片化阅读的快感，使读者也慢慢开始忽视文章质量的差异。

经济报道也是一种预期管理

我们都知道，信息在经济活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交易很多生意都是来源于这点。因此经济信息的传播速度影响市场，经济信息的正确解读更加重要。一个经济事件中包含着非常复杂的信息，不能用简单的逻辑、单线的分析、碎片化的文章呈现，而是需要严肃严谨的层层递进的逻辑链条来说明白。经济新闻尤其是宏观经济新闻，基于当下对未来趋势做分析正是其价值所在，就像上市公司的股价反映着未来一样。所以经济报道本身充满着预期管理的味道，引导公众对政策有预期、对经济发展有预期。

首先，不能用简单的逻辑看待问题。例如今年3月21日东航MU5735事件发生后两个小时就有微信公号推送出题为《东航坠机：上百亿巨亏压力下严控维修费用、压降成本》的文章，在搜救还没展开的时候，就简单粗暴把这样的逻辑嫁接在一起，让公众误以为是东航为节省成本在飞机维修上偷工减料了。在报道复杂的经济事件时，一定要尽可能地还原新闻事实全貌，表达清楚矛盾和利益冲突。不能对事件的来龙去脉都不了解，就基于有限的事实就开始对该事件进行定性或者定论。

其次，多重重压之下要善待企业。有媒体曾经写过一家零售企业，通过写关店、写亏损、写融资不畅等等内容，得出这家企业商业模式完全行不通的结论。事实上，在两年多的疫情之下，线下零售企业普遍遭遇到外部环境的严重影响，这样的情况也不是这一家企业独有，这样的结论很难令人信服。

在经济大环境困难的情况下，很多企业的困境并不能说是自身的经营管理问题。例如股价暴跌导致前两年很多上市公司濒临爆雷，这个时候再去踩上一脚于事何补？只能加快它的爆雷，这也不是对投资者负责人吧！房地产行业也是一样，划定三条红线是为了让它们整改变好，而不是加速它们倒闭！媒体在选在这类选题时，不能只考虑流量，不考虑企业不考虑企业背后的千千万万个家庭。当宏观经济艰难，企业困难是普遍现象的情况下，媒体报道要谨防对企业造成误伤。

再次，媒体要做好预期管理的传声筒。我们总说在经济环境低迷期，信心比黄金还重要。信心其实就是要稳住预期，稳预期是“六稳”的落脚点。从经济报道来说，要加强舆论引导，及时回应社会关切。那么媒体就要做到准确把握宏观政策方向，引导市场各方正确认识经济形势，增强市场预期和发展预期。在具体的新闻报道中，例如对央行降准的报道中，只是关注降了多少，释放多少资金，效果并不好。要更进一步追踪资金流向的逻辑链，反映资金是否切切实实进入实体经济。

近期互联网大厂裁员的新闻铺天盖地，以至于中央网信办都要拿数据出来进行辟谣，其实总员工人数还是上涨的。但是这类报道弥漫着互联网大厂不行了，正常的监管也被理解为国家要打击它们，局部的裁员成了衰落的标志。事实上，大企业在经济大环境好的时候采用积极策略，投入资金支持远景创新项目，这是正常的操作。而在经济大环境差一些的时候，采取防守策略，精简亏损部门，减少对远景创新的投入，是一家健康公司的正常操作。

当下经济内外大环境复杂多变，再加上疫情的重压，市场和公众对于各地的经济政策信心还不是很足。那么政策要发挥经济撬动效应，必须要稳定住预期，增强信心。越是在这个时候，经济类报道越是要准确甚至精确传递政策和经济信号，警惕错误解读引发政策传达打了折扣。

（作者系经济观察报副总编辑、现代广告杂志总编辑）